1947年深秋，临汾方向的夜风已经很凉。晋南前线指挥部里，警卫员轻声提醒徐向前：“总指挥，该休息了。”徐向前摆摆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再看看敌情吧股票配资114，别让主席担心。”这一句随口的话，其实透出一个事实：在十大元帅中，毛主席对徐向前的信任，有着很特殊的一层意味。
很多人知道，建国后徐向前是十大元帅之一，却未必清楚，他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位置，是一步步在关键时刻“扛出来”的。几件看似“不起眼”的小事，串起来看，就能明白毛主席到底有多放心这个人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种信任，并不是从徐向前当上总参谋长才开始，而是从枪林弹雨、党内斗争最险恶的那些年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
一、从红四方面军到川北会师：在关键路口站到哪一边
1935年夏天，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后，伤亡极大，战士锐减。那时的中央红军刚走完湘江、乌江、遵义这一串恶战，毛主席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人，随时都有可能在路上折在敌军合围里。
而此时的徐向前，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指挥员之一，兵强马壮，有地盘，有部队。消息传来：中央红军要进入四川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徐向前了解到中央红军一路损失太大，果断拍板，从自己手里抽出一个师，专门去接应毛主席这支队伍。
在当时，这并不是一个轻松决定。红四方面军自身也在同强敌周旋，要抽出一个师，等于把手里的一张好牌先拿出来送给中央。有人担心兵力吃紧，也有人心里犯嘀咕：中央红军来，到底是帮忙，还是坐到头上来指挥自己？
徐向前却很干脆，他认为，中央是全党的主心骨，毛主席等人的安全，是头等大事，兵力紧张可以想办法补，中央要是掉了队，那问题就不是一个师的得失了。
会师后，毛主席第一次见到这位红四方面军的主将之一，当着众人握住徐向前的手，简单几句评价，却非常分量：“打仗打得好，是红军的名将。”随后，又亲自把一枚红星勋章别到徐向前胸前。这枚勋章，在当时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中，是最高的荣誉之一。
对一个从黄埔军校走出来、又在红军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将领来说，这几年一直在西北、西川奔波，很少见到真正的“中央”。会师之后，徐向前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选择——他希望到中央红军工作，希望有机会跟毛主席一道作战。
当时红四方面军内的实际情况却相当复杂。徐向前找政委陈昌浩谈，希望把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刘伯承，自己调往中央红军。理由也不拐弯抹角：刘伯承军事指挥能力强、理论水平高，完全可以扛起红四方面军这副担子。
陈昌浩的回答很坚决，拒绝。
不久之后，围绕“北上还是南下”的路线之争，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激化。毛主席和中央主张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，谋求同全国抗日形势相配合；张国焘则坚持南下，另立路线，还暗中酝酿更严重的事情——挑战中央权威。
到了1935年8月，关于北上问题，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，明确站到了朱德、张闻天（博古）等人一边，支持中央北上的决议。这一步，在当时其实已经有点“逆风而行”的意思。
更紧张的，还在后面。
张国焘不满中央路线，矛头指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，提出了另立中央的想法。党内资料记载，那段时间，张国焘一方面宣扬“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”，一方面私下找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做工作。
他也找过徐向前，语气并不算客气，大致意思是：红军有分歧，可以成立另一个中央，把路走开。徐向前的回答很直接，他说：“有意见可以开会讨论，但弄出两个中央来，红军还能不分裂吗？”
话说得不算多，却把态度表得很明白：中央只有一个，不能拆。
到同年9月，中央红军为避免内部矛盾激化，决定连夜北上。一些人提出，可以用武力阻止中央红军离开。陈昌浩还专门找徐向前商量，要不要派兵拦截。
史料披露的细节很简单：当时徐向前态度坚决，只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：“哪有红军打红军的？”这种情况下，他等于把话摊开了——不参与任何针对中央的武装行动。
毛主席后来曾把张国焘那一段称为“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”。在这样的关口，有人犹豫，有人随波逐流，而徐向前选择站在中央这一边。这一点，毛主席是记在心里的。
转到1936年初，红四方面军行动方向再议，有人主张西进，也有人主张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。徐向前公开支持朱德提出的北上意见，再一次在路线问题上，靠向中央。
这样一路下来，毛主席对徐向前的评价，不只是“能打仗”，还多了一层——关键关头，站得稳，靠得住。
二、从西路军惨痛教训，到解放山西“放手一搏”
1937年初，西路军西征失败的消息传回延安，气氛一度很压抑。西路军两万多人，最后能突围返回的，只有几千人。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：地形不熟，敌强我弱，后方配合困难，加上战场情报不足，最终酿成重大损失。
在一些人看来，作为主要指挥员之一的徐向前，难辞其咎。党内要求追究责任的声音不小，有人甚至提出严厉处分。
这个时候，是毛主席主动站了出来。
徐向前从河西走廊一路辗转回延安，身体极度虚弱，精神上也非常压抑。见到毛主席，他本以为会被严厉批评，甚至做好了挨整的准备。
毛主席却握住他的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人回来就好，只要人在，就不怕没柴烧。”这句话后来被许多回忆录反复提及，绝不是安慰那么简单。
连战连败的指挥员，能不能再用？一般人会犹豫。可是毛主席看得更长远——一个久经战阵、对党忠诚的将领，哪怕经历挫折，只要人还在，经验还在，就有用武之地。西路军失败的教训，恰恰需要从这些人身上总结出来，而不是一棍子打死。
听到毛主席这样说，徐向前眼泪一下就掉了出来，说：“是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。”作为黄埔第四期学员，在旧军队和红军里滚爬多年，到了那一刻，他心里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决定——以后再给任务，无论多难，必须打好。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八路军的编制问题成了大事。根据国共之间的协议，蒋介石只允许八路军编成三个师：第一一五师、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二〇师。毛主席原本考虑过，让徐向前担任一个师的师长，但名额就那三个，政治上、军事上都要权衡取舍，只能作罢。
最后徐向前以副师长、军政干部等身份，在晋冀鲁豫、晋西北等地从事抗日工作。职位不算显眼，却常常承担起一个“主心骨”的角色。毛主席在电报和指示里，对他依然按“主力师指挥员”的标准来使用。
很值得注意的一点，是抗战胜利后的部署。
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，东北战略地位骤然提高，谁先占住，就可能在将来的全国局势中占上风。毛主席很早就考虑，把得力将领派去东北。当时，徐向前完全在考虑范围之内。按资历、资历和能力，他去东北担纲，是完全够资格的。
不过，东北冬天极冷，环境恶劣，徐向前多年的旧病缠身，身体情况其实不好。权衡再三，毛主席改派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林彪去东北，主持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，这里面有一个不为外人重视的因素——对徐向前身体的顾虑。
1947年，形势转到华北战场。毛主席让徐向前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，全权负责山西一线的解放战争。这一次，是把一块极难啃的“骨头”，交给他单独去啃。
后来的档案显示，在晋中战役、晋北战役乃至整个山西解放作战过程中，虽然徐向前在名义上是聂荣臻的副手，但实际上，聂荣臻很少直接插手具体指挥，多数时间是“放手使用”，在大的战略方向上给支持，在战役战术上由徐向前自己拿主意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从1947年到1949年山西解放前后，毛主席给徐向前发去的电报，总数也就一百多份，而且绝大部分是了解情况、表达信任，而不是具体战术指挥。这在解放战争众多战场中，算是比较特别的。
有人统计过，针对晋中战役这种大规模战役，毛主席发来的“战术性指导电报”很少，大多是类似“你处处置得对，可照原定计划进行”“注意保存有生力量”等原则性意见。换句话说，毛主席在这块战场上，是把徐向前当成可以独立经营的一线统帅，给定方向，具体打法完全交由他自己决定。
当时华北军区能够划给徐向前指挥的部队，说得直白一点，并不是“全明星阵容”。主力里一部分已经调往别的战场，他手中多是二线部队和地方武装，总兵力不过六七万人。而面对的，是阎锡山经营多年、装备较好、训练较精的晋军及其嫡系部队。
在这种条件下，徐向前硬是通过整编训练、灵活运用地形和战术，把这几万“二线兵”，练成能啃硬骨头的有生力量。晋中战役打得漂亮，后人常把它评为我军十大经典战役之一，不是没道理的。
战后有位老兵曾回忆说：“那时候，阎锡山听说徐向前的兵又打下一个县城，整夜睡不踏实。”这句略带夸张的说法，也反映出对手心里的压力。
从西路军的挫败到解放山西的成功，这中间隔了十年左右的时间。毛主席没有因为西路军的失败而打消对徐向前的信任，反而在最需要“攻坚”的地方把他放上去，用结果证明了当年的判断没有错。
三、小汽车、太原战役与最后一封电报
1948年春天，临汾战役打响。这个战役，以城坚、敌顽、伤亡大著称。为了拔掉这个“钉子”，徐向前指挥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，费了极大的力气。城下工事纵横交错，敌人顽强抵抗，攻城部队伤亡不小，有的连队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战役结束时，我军缴获大量物资，其中有两辆崭新的小汽车。在当时，小汽车对前线部队来说，算是绝对的“稀罕物”。不少干部一辈子都没坐过汽车，更不用说开车。
徐向前的第一反应，是把车送去中央。他交代部下，这两辆车送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用，既是尊敬，也是表达前线对中央的心意。
偏偏，人算不如事赶。负责看管车辆的侦察科长，一时心痒，想“试试车”。他居然违反纪律，私自把两辆车开出城外兜风。结果刚到郊外，就压到地雷，两车当场被炸毁，人也伤了。
消息报告上来，徐向前气得不轻，严令把这名科长关了起来，按军纪处理。有人劝他：“总指挥，车又不是送不来，以后还能缴到。”徐向前却不松口，认为这不是车的问题，而是战场纪律和对中央态度的问题。
毛主席在陕北得知这件事后，颇有几分复杂的心情。一方面，对徐向前的这份心意，他是明白的，也是真的感到动容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清楚，徐向前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，长期带病指挥，咳嗽不止，走路发虚。按正常安排，理应调他离开前线，到后方好好治病。
有资料回忆，毛主席在谈到这事时，对身边人说，大意是：向前同志身体不好，还拚在前线，真不容易。
临汾战役之后，关于山西战场的后续安排，中央内部出现过不同意见。有干部建议，让徐向前先回后方休养，太原战役换别人指挥。徐向前得知后，态度很明确，他只求一条：山西最后一仗打完再走。
在给中央的报告中，他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：已经在山西战场打了这么久，情况熟，部队也适应了，如果在最后关头换人，不利于战役的连续性。因此，希望能亲自指挥太原战役，待山西全境解放，再服从组织安排。
都说行军打仗讲究“人熟地熟”，换将如换刀。毛主席非常清楚，如果坚持让徐向前离开，固然照顾了他的身体，但对整个山西战役的衔接，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。权衡利弊之后，他同意了徐向前的请求，让他继续坐镇山西战场，指挥太原总攻。
太原作为阎锡山的老巢，城防坚固，工事层层，外围据点林立。徐向前在病榻上研究地图，调整兵团部署，既要注意正面强攻，又要安排穿插迂回，切断敌军退路。
到太原战役后期，徐向前病情加重，只能躺在担架上听取汇报、作出决策。许多干部后来回忆，指挥所里，地图铺在床边，参谋一个个汇报，徐向前一边咳嗽，一边讲解战术要点。
彭德怀后来接过部分指挥任务，是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。可在整个山西战役的大框架里，徐向前无疑是前线的主要主心骨。毛主席之所以允许他带病指挥到最后一战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基于前期几十仗建立起来的信任——他能够顶住，也不会乱来。
山西解放之后，徐向前才真正得以回到后方治疗。建国前后，军队高级职务的安排，是大工程。毛主席亲自提议，让徐向前出任总参谋长。这个提议一出，不少同志都觉得顺理成章。
比较少为人知的是，徐向前当时并没有一口答应。他在给毛主席的信里讲得很实在：自己身体不好，担任总参谋长这个重任，怕完不成任务，建议改由聂荣臻担任总长，自己做副职，协助工作。
换一个人，可能就顺势“上去”了。总参谋长这个位置，在当时的解放军里，是极关键的岗位，涉及全军战役训练、作战准备、编制调整等方方面面。对个人来说，是极高的政治信任，对身体和精力，也都是巨大压力。
毛主席看了这封信，没有改变原来的安排。他依然坚持让徐向前担任总参谋长，聂荣臻任副总长。理由表面不复杂：从长期经历、指挥经验、对全军情况的熟悉程度来看，徐向前合适，而且能与朱德总司令配合默契；从更深层次看，则是对他那种“有情况先讲明白”的态度，看得比较重。
有一点容易被忽视：徐向前担任总参谋长时，身上有西路军的教训，有晋中的胜仗，有太原的带病作战，有在路线分歧时支持中央的经历。毛主席所信任的，不仅是一个会打仗的将领，而是一个在风浪中令他放心的人。
时间推到1976年9月。毛主席在北京病重，生命进入最后阶段。能说话的时间不多了，能处理的事情也不多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对部队的安定，仍然十分牵挂。
这一年，徐向前已经七十多岁，长期疾病缠身，却仍是军队里的重要一员。毛主席在弥留之际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，就是发给徐向前的。在电报里，他希望徐向前在军队中起到“稳定”和“压阵”的作用。
当时的原话，史料有不同版本的转述，核心意思很清楚：请徐向前同志在军队里把握大局，稳住阵脚。毛主席生命最后时刻的这封电报，实际上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“托付”。
回头看徐向前走过的路，从黄埔军校学员，到参加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，再到加入红四方面军，经历长征、川陕苏区的苦战，西路军的严重挫折，抗日战争的周旋，解放战争山西战场的恶战，身上的伤病一处一处累积。
在十大元帅中，他一度是“最晚露面”的一个，也是获得“元帅”军衔前历程较为坎坷的一位。但正因如此，他和毛主席之间那种建立在几十年风雨基础上的信任，更显得厚重。
许多回忆录中，有一种很朴素的说法：毛主席提起徐向前时，经常用一句评价，“是个好人”。这三个字，说出来似乎很简单，但放在那个经历无数斗争与战争的年代，一个“好”字里，包含了忠诚、可靠、肯担当，还要有对组织的老实与坦荡。
如果把几件看似细小的事情连起来——川北会师前派师接应中央、在张国焘问题上坚决不打红军、在西路军失败后仍获毛主席力保、解放山西战场被放手使用、临汾缴获小汽车后第一时间想到中央、太原战役带病指挥、建国后主动请辞总参谋长一职、最后一封电报托付大局——答案其实已经在这些细节里了。
毛主席对徐向前的信任，不是靠几句口头赞扬，而是一次次把要紧的事交给他，让他在最难的战场、最敏感的关口去扛。能扛住，就有下一次，再扛住，就变成“托底的人”。
战场胜败可以用数字衡量股票配资114，信任却只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瞬间里。徐向前这几件“小事”，恰好把这份分量，悄悄地展示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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